陶禄生跟县里表了态：如果说服不了祖父入社，请县委撤他的职！
他先找姚乡长和陶玉财了解情况，然后带着这两人直奔家门。
陶秉坤正在阶基上破篾织箢箕，见久不回家的孙子不期而至，且带了乡、村两级的干部，心里便已明白几分，不露声色地吩咐秋莲煎荷包蛋炒花生瓜子待。陶禄生想起五年前要祖父退掉新置田产的事，心想这一次不能搞先发制人，得注意方式方法，祖父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于是他先问候了祖父和母亲一番，拉了一阵家常，还特地向姚乡长称赞了祖父的作田手艺和方圆百里难得一见的硬朗身体，他说：“哪个见了公公，都讲只看得五十几呐，说他已是古稀之年，嘿嘿，鬼都不信！”姚乡长配合得很好，啧啧称道，还伸出手亲切地拍陶秉坤的肩膀。陶秉坤不作声，只是抽他的烟，即使心里受用也只淡淡地一笑。他过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呢，翘尾巴就晓得你拉什么屎，爱扯闲话你就扯个饱吧。
秋莲把煎得金黄喷香的荷包蛋端上来了，每人两个。荷包蛋的香味使得气氛愈发融洽了。陶禄生见时机已到，将母亲和在家的嫂子都叫到堂屋里，然后驾轻就熟地讲起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如何富裕，邻县、邻乡的农户是如何积极加入农业社，等等等等。陶秉坤听着听着眼皮往下坠，诸如此类的话他已听说过几次了，一点也不新鲜，那些伟大的道理和深奥的意义在他看来与他毫无关系，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他感到惊奇的是，禄生的嘴巴操得如此灵巧了，每次见他，总有一些新词儿从他嘴里蹦出来，就像吐瓜子壳一样毫不费劲。他往竹烟锅里装过两次烟了，陶禄生还在侃侃而谈，他开始不耐烦了，在地上磕磕烟灰：“好了，不用炒现饭了。”
姚乡长惊喜地望着他：“您老的意思……？”
“入社不是要自愿么？”陶秉坤问。
“是呀，我们不搞强迫命令。”姚乡长连连点头。
“那我不入。”陶秉坤梗着颈子说。
“你……！”陶禄生脸一白，马上又红了，气忿地说，“公公，刚才我都白讲了？！”
“我又没请你讲，”陶秉坤挥舞竹烟竿，“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眼红我几块土几丘田？归了公，你们就舒服了！”
姚乡长连忙解释：“不是归公，入初级社，你的山、田、土、耕牛还有农具都折价作为股金，年终按劳动日和股金比例分红。”
“我晓得，你们不是把这叫半社会主义吗？”陶秉坤说，“入了初级社，你们就要搞成高级社的，我清白得很。小淹不是有个高级社么，田土全充了公，就是全社会主义了。”
陶禄生说：“公公，社会主义是大潮流，你要阻挡这个大潮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想想，土改那年我不把你买进的田处理，后果会怎样？”
陶秉坤愀然作色：“再坏的结果我也不怕！我挡哪个路了？耕者有其田，不是你们共产党喊出来的么？土改分了田，是好事，可是才过几年你们又收去充公，不讲信用嘛！何况我的山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的田是自己开出来的，你们有什么道理收我的田充公？这不是打抢吗？”
“公公，你越讲越不像话了！”陶禄生猛地站起大喝一声。
陶秉坤黑着脸不吱声。姚乡长和陶玉财面面相觑，夹在祖孙间很尴尬，就告辞先走了。
外人一走，祖孙俩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傲然对峙，不过他们没有斗嘴，他们斗的是内在的怒气。他们互不搭理，将面颊绷紧。俩人都有满腹恼怒，陶秉坤恼的是孙子老跟他的田产过不去，要逼他入社交田，刨掉他赖以生存的根基；陶禄生则怒的是祖父顽固落后，并且在外人面前扫了他的面子，传出去将给他的政治前途造成不好的影响。
沉默一会，陶禄生想到了一招，绵中有刚地道：“公公，你硬要顽固不化，就只好分家了。二叔、我娘和我哥都是要入社的，到时候只好把你一个人留在社外当落后分子。”
“分不分家，还轮不到你说话！在这屋里，你算老几？”陶秉坤呲牙咧嘴，“在外面，你管别人；进了这个门，你就得服我管。莫说你只是个副区长，你就是县太爷、湖南巡抚、吏部尚书，也比我小两辈，也得叫我公公！”
陶禄生说：“如今是新社会，封建礼教的那一套，不灵了！我是区长，是国家干部，你就得听我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分家，就得入社！”
陶秉坤气得眼睛一鼓，举起手中竹烟竿要打，被福生堂二姣拦住。
秋莲跺一脚：“禄生，你怎么跟公公讲话？快跟公公赔不是！”
陶禄生却盯着祖父说：“公公，你打的不是孙子，是国家干部，打了是要犯法的！”
陶秉坤手在空中颤抖了半天，把烟竿摔在地上：“真，真是翻天了！”
“公公，不是我翻天了，而是你翻天了呢，”陶禄生机敏地接过祖父的话头，“你想想，毛主席是什么人？毛主席是中央的主席，那就是等于过去的天子、皇上，跟康熙、乾隆皇帝一样呢！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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